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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简介_苏轼写了哪些诗和词

发布时间:2019-05-15     浏览次数: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江城子》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译文】

  两人一生一死,隔绝十年,音讯渺茫。克制自己不去思念吧,却本来难忘。妻子的孤坟远在千里,没有地方跟她诉说心中的凄凉悲伤。即使相逢也料想不会认识,因为我四处奔波,灰尘满面,鬓发如霜。

  晚上忽然在隐约的梦境中回到了家乡,只见妻子正在小窗前对镜梳妆。两人互相望着,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泪水流淌千行。料想那明月照耀着、长着小松树的坟山,就是妻子年年痛欲断肠的地方。


【赏析一】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首词是苏轼为纪念亡故的结发妻子王弗而作。

  王弗十六岁时嫁给苏轼,她天资聪颖,知书达理,好学喜诗。《侯鲭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年正月的夜里,王弗见庭前梅花绽蕾盛开,月色皓洁似水。于是,就对苏轼说道:“春月胜于秋月色:秋色让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可召赵德麟辈饮此花下。”东坡听了高兴地赞道:“此乃诗家语也。”可见王弗对诗词的意境体味之独到而深刻,与自己的丈夫苏轼通情知音,心有灵犀。

  苏轼一生宦途坎坷,命运多舛。品行贤淑的王弗,就曾多次对苏轼的事业、为人、处事进行过提醒、嘱咐,从中也表现了王弗对夫君的深情关切和远见卓识。苏轼在为亡妻王弗所撰写的墓志铭中,就曾一往情深地记载了这一幕幕感人的情景。

  可见,王弗既是苏轼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文学上的知音,还是事业上的贤内助。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王弗年仅二十六岁就不幸去世。对诗人来说,这真是在生活上、感情上、事业上的三重打击。苏轼对结发妻子王弗爱之深、情之笃,思之切、念之久。在这首《江城子》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赏析二】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曾用“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评赞此词。读此词,确实能看到它字字都浸着血泪,听到作者锥心裂肺的恸哭之声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此时诗人四十岁,题目上“乙卯”,指的就是这一年。题“记梦”,是梦后记事,内容是“梦亡妻”。

  悼念亡妻的诗,自西晋潘岳以后,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其中,元缜的悼亡诗写得最好“曾经苍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流传千古,经久不息。在悼亡词中我认为写得最深情缠绵的就是苏试的这首《江城子》了


【赏析三】

  题记中“乙卯”年指的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其时苏东坡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年已四十。

  正月二十日这天夜里,他梦见爱妻王弗,便写下了这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语)的悼亡词。苏东坡的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但实际上,词中记梦境的只有下片的五句,其他都是真挚朴素,沉痛感人的抒情文字。

  “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死相隔,死者对人世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人对逝者呢,不也同样吗?恩爱夫妻,一朝永诀,转瞬十年了。“不思量,自难忘”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呵!王弗逝世十年了,想当初年方十六的王弗嫁给了十九岁的苏东坡,少年夫妻情深意重自不必说,更难得她蕙质兰心,明事理。

  这十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心境悲愤;到密州后,又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他又怎能“不思量”那聪慧明理的贤内助呢。作者将“不思量”与“自难忘”并举,利用这两组看似矛盾的心态之间的张力,真实而深刻地揭示自己内心的情感。年年月月,朝朝暮暮,虽然不是经常悬念,但也时刻未曾忘却!或许正是出于对爱妻王弗的深切思念,东坡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润之,据说此女颇有其堂姐风韵。十年忌辰,触动人心的日子里,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的情感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腾澎湃难以遏止。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华年早逝,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凄凉,说沉痛。其实即便坟墓近身边,隔着生死,就能话凄凉了吗?这是抹煞了生死界线的痴语,情语,格外感人。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忧愤,包括苍老衰败之中,这时他才四十岁,已经“鬓如霜”了。她辞别人世已经十年了,“纵使相逢”恐怕也认“我”不出了。这个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深沉悲痛,表现了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如梦如幻,似真非真,其间真情恐怕不是仅仅依从父命,感于身世吧。苏东坡曾《亡妻王氏墓士铭》记述了“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的父训。作者索于心,托于梦的实是一份“不思量,自难忘”的患难深情啊。

  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开始“记梦”。

  “夜来幽梦忽还乡”,是记叙,写自己梦中忽然回到了时念中的故乡,那个两人曾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

  “小轩窗,正梳妆”那小室,亲切而又熟悉,她情态容貌,依稀当年,正梳妆打扮。

  夫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卿卿我我的亲昵,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无言”,包括了千言万语,表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痛,别后种种从何说起?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把现实的感受溶入梦中,使这个梦令人感到无限凄凉。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作者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世、难舍亲人,该是柔肠寸断了吧?推己至人,作者设想此时亡妻一个人凄冷幽独的“明月”之夜的心境,可谓用心良苦。这番痴情苦心实可感天动地。


【赏析四】

  “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弗死于治平二年,距诗人写此词时正好十年。十年时间,生死离别,阴阳相隔。无论是对生者还是对逝者来说,看起来不过是有限的时日,但又是永无休止的思与情。“人生自古伤离别”生者与死者是一别永久,再也不能晤面的了。这里“十年生死”四字,既道出了生者逝者别离伤痛时间之久,也道出了生死两界隔离之远,沉痛之情已然尽现。而后句的“两茫茫”三字也承接上半句道出了从时间上、空间上都难以相见、难以相知的压抑难捱之感。

  “不思量,自难忘” ,先写诗人对死者的思念。“自”在这里可解为原本之“本”。“难忘”本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有意识的思念,也本是一种难以中断的无意识的思念。没有一点刻意为之的意思。故而“不”字,更表达了诗人自然思念爱妻、十年难忘王弗的深切情怀。正如李清照在《一剪梅》所言的“此情无计可消除”。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王弗死后,迁葬于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距在密州任所的苏轼,何仅相隔千里。亡妻远在千里,远离了往日亲密相伴的伴侣,九泉之下的她,连倾诉内心凄凉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多么凄惨悲凉的孤独和寂寞。

  诗人是通过从“十年”的时间与“千里”的空间两个角度,写出了生者与死者的长别与远离之苦。表达了对爱妻沉痛的思念以及生死相隔的遗憾之情。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纵使”假设复句关联词。引出诗人的一个设想。十年后的“相逢”,会是怎样的情景呢?这十年,宦海沉浮,身不由己的苏轼,历尽劫难,备尝艰辛,反复地被外放,迁谪,流徙,甚至拘羁。人世间的风霜、人生路上的坎坷,确已使他“尘满面,鬓如霜”。若此时此刻,亡妻与诗人相逢的话,肯定是“不识”君颜了。

  句式的参差,使得平实如话词句,韵味醇厚,蕴意深邃。使读者深深体味到了生活创伤给诗人带来的深深的苦痛。这里表面写的是相逢不识的遗恨,实质上则是写诗人对十年间个人沧桑人生的辛酸慨叹,也蕴蓄了对亡妻生前为了诗人事业、为人、处世而深情尽心相弼的怀念与感慨。

  下阕承接“相逢”写梦境。境虽换而意相连。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意境照应了上阕“不思量,自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思念。日所思,夜所想。诗人自然而生动地绘下了梦境。把我们带到了了当年恩爱夫妻十年生聚的美好时光。

  “小轩窗,正梳妆。”短短的六个字,诗人描绘了在内室的窗下,妻子正对镜梳妆这熟悉的情景。安宁、温馨、而又幸福。梦境中,夫妻相逢,茫茫十年的时间,阴阳相隔的空间仿佛都不存在了。生死夫妻,梦中相逢,是何等感人的浪漫。

  然而,十年是冰冷的的客观;生死是无情的现实。夫妻相逢只能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与上句的温馨、幸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梦中的相逢只会是如此凄苦、悲怆的结局。

  诗人描绘梦境,先以美好时光“扬”,再以泪眼相对“抑”;先扬后抑,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往事萦怀,怅惘凄苦,难以排遣的愁绪。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诗人又一次想到了亡妻远葬千里,凄凉的“孤坟”。与上阕中“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相呼应,充分利用词中长短句使人读后回味无穷:在那寒夜清冷的月光之下,植着短松的山岗,就是王弗令人“断肠”的墓地。在这里,苏轼贴切,自然地化用了唐代开元年间的传说故事,典出于《本事诗》一书。说的是幽州张衙将之妻孔氏死后,一日忽从冢中出,题诗赠张曰:“欲知肠断处,明月照松岗”。

  苏轼由这典故自然联想到:自己的亡妻十年来不也是在那清冷的月光下,凄凉地独处“千里孤坟”吗。

  “料得”一词,不仅写出了死者有灵,年年不断对生者的怀念,而且也突出了生者对死者的怀念。这一句使全词感情激荡,意蕴更深。收到了言虽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

  这首词炼字十分精准。诗人选字填词看似朴实无华、近似白话,实际上,产生了叙实景而真情尽抒,记幻梦而寓意深远;虚实结合,浓淡相间,自然而流畅的艺术效果。诗人选用《江城子》词牌悼念心爱的亡妻,十分恰当。《江城子》词调,凡是韵脚,皆为平声韵,三、五、七言时而相迭、时而相间。全词音韵和谐与诗人委婉凄楚之情相协:通篇跌宕起伏与诗人不平难抑之思相映。


【赏析五】

  在苏轼的作品中,以悼亡为题材的词,这是第一首。《江城子》不但扩展了词的题材,而且提高了词的品位。

  “诗言志”,宋词豪放派的代表大家苏轼的词,与唐宋八大家的其他作品一样,“惟陈言之务去”重真情、崇哲理、务实而作。改变了以往文人填词,奢言风月,只为歌伎吟唱、应歌而作的陋习。

  陈师道曾赞苏轼的《江城子》 “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今天我们重读这首词,仍然能清楚地看到那字字蕴含的血与泪,仍然能清晰地听到作者那痛彻心肺的悲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 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译文】

  不必去理会那穿林字打叶的雨声,不妨一边吟咏着长啸着,一边悠然地走。竹杖和芒鞋轻捷的更胜过马,有什么可怕!我披着一身蓑衣,只管在风雨中过上它一生。   料峭的春风将我的酒意吹醒,我感到有些微冷。山头初晴的斜阳却殷殷相迎。回头望一眼走过来的风雨萧瑟的地方,我信步归去,既无所谓风雨,也无所谓天晴。


【赏析一】

  本篇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乐观情怀。

  词的上片以“莫听穿林打叶声”开篇,一方面写出了风大雨疾的情景,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写出外物不足萦怀之意,即使雨再大,风再烈,都不会受影响;“何妨吟啸且徐行”承接上句,何不低吟长啸缓步徐行,突显出词人的情趣和兴致。“何妨”二字写出一丝俏皮之意,增添了和雨挑战的意味。前两句是全词的枢纽,以下词句皆是由此发出。“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脚穿芒鞋手持竹杖雨中前行的情景,“轻胜马”三字传达出从容之意,“谁怕”二字诙谐可爱,值得玩味;“一蓑烟雨任平生”由眼前风雨进一步写到整个人生,表达了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喜悦和豪迈。

  下片写雨停后的情景,“料峭春风吹酒醒”写醉酒被春风吹醒,暗示雨停。“微冷”,风吹雨停,词人突然感觉有点冷,抬头一看“山头斜照却相迎”,已雨过天晴;“回首向来萧瑟处”,回头看看那刚下过雨的地方,发出感慨:“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乃本篇的点睛之笔,道出词人对天气微妙变化的顿悟,表达了词人宠辱不惊的超然情怀。“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是大自然的风雨,又暗喻了政治风雨和人生的荣辱得失。

  全词即景生情,语言幽默诙谐,值得一读再读。


【赏析二】

  这是一首即兴感怀之作。“穿林打叶”指雨急风骤;“何妨”,是我行我素;吟啸,徐行,指态度从容。“竹杖芒鞋”是平民生涯;骑“马”是官宦气派。“一蓑烟雨任平生”,在风雨中行走,乃平生常风,任其自然,有何可怕?表露“我心坦然”的态度。“也无风雨也无晴”,将全词意境和情绪作一总收束。通过冒风雨前行的活动经历,悟出人生哲理,表明处世态度。


【赏析三】

  这首词作于无丰五年(1082年),此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已整整两年了。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在也很困,但他仍旧很坦然乐观。这首词作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已整整两年了。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在也很困,但他仍旧很坦然乐观。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从这首词里,我们能看到他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以及超脱的人生观。


【赏析四】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写眼前景,寓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属于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作者自有这种情怀,遇事便触发了。《东坡志林》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那么便怎样?“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逗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先说竹杖芒鞋与马。前者是步行所用,属于闲人的。作者在两年后离开黄州量移汝州,途经庐山,有《初入庐山》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用到竹杖芒鞋,即他所谓“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而马。则是官员或忙人的坐骑,即俗所谓“行人路上马蹄忙”者。两者都从“行”字引出,因而具有可比性。前者胜过后者在何处?其中道理,用一个“轻”点明,耐人咀嚼。竹杖芒鞋诚然是轻的,轻巧,轻便,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拖泥带水的,比起骑马的便捷来又差远了。那么,这“轻”字必然另有含义,分明是有“无官一身轻”的意思。

  何以见得?封建士大夫总有这么一项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因反对新法,于元丰二年被人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硬说成是“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于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台狱;羁押四月余,得免一死,谪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三年到黄州后,答李之仪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人推搡漫骂,不识得他是个官,却以为这是可喜事;《初入庐山》诗的“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则是从另一方面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种心理是奇特的,也可见他对于做官表示厌烦与畏惧。“官”的对面是“隐”,由此引出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是这条思路的自然发展。

  关于“一蓑烟雨任平生”,流行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从积极处体会词意,但似乎没有真正触及苏轼思想的实际。这里的“一蓑烟雨”,我以为不是写眼前景,而是说的心中事。试想此时“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了,哪还有蓑衣可披?“烟雨”也不是写的沙湖道中雨,乃是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轼是想着退隐于江湖!他写这首《定风波》在三月,到九月作《临江仙》词,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之句,使得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后大吃一惊,以为这个罪官逃走了;结合答李之仪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是这一种心事,在黄州的头两三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出来,用语虽或不同,却可以彼此互证,“一蓑烟雨任平生”之为归隐的含义,也是可以了然的。

  下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实。不过说“斜照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词序说:“已而遂晴,故作此。”七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他对于这一路上的雨而复晴,引出了怎样的感触来呢?

  这就是接下去的几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萧瑟,风雨声。”“夜雨何时听萧瑟”,是苏轼的名句。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必定有雨过天青的遭际吗?既然如此,则如黄庭坚所说的,“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谪居黔南十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来去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比宦途的风雨好多了。


【赏析五】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所作。当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官在黄州。为能深入地去理解这首词表现出来的那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有必要把作者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遭遇作个简单的回顾。

  苏轼从小就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曾热切期望能继承和发扬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在他考中进士走上仕途不久,就向朝廷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由于他对尖锐的社会矛盾的认识没有王安石深刻,所以当王安石提出比他激进的变法主张并雷厉风行加以推行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了。终于站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旧党营垒中去了。但是苏轼的反对新法与旧党领袖司马光等人的顽固态度是很有区别的。对新法,苏轼并没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凡是新法中符合他所提出的“丰财”“强兵”“择吏”等主张的各项措施,他是予以肯定的,为此,他遭到了旧党中顽固派的排斥。激烈的新旧党争,使他遭致了一连串的打击。可贵的是,挫折和不幸,没有使他消沉颓丧,他总是以豪爽乐观的性格和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把自己从苦闷和失意中解救出来。这首《定风波》词就表现了他的这种态度。

  在《定风波》词牌下,作者加了一个小序,对为什么写这首词作了说明。小序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其中“沙湖”是地名,位于黄冈东三十里。“雨具先去”是指携带雨具的人先走了。“狼狈”,是进退都感到困难的意思。

  词开头的第一句,“莫听穿林打叶声”,“穿林打叶声”是指风雨穿过树林在叶子上发出的沙沙声响。用“穿林打叶声”来描写风雨声,很形象,给人以十分真切的感受。风雨来临时,作者正在野外出游,身边并没有雨具,一般的人在这样的境遇下一定很狼狈,会急于慌慌张张地去寻找个避雨场所。事实也是这样,作者的小序就提到:“同行皆狼狈”。可是苏轼却一反常人之所为,不但没有一点惊慌狼狈之态,而且显示了少有的从容不迫、悠然自在的神态。他出人意料地来了个“何妨吟啸且徐行”。“何妨”是“不妨”。“吟啸”,是指吟诗长啸。“徐行”,是慢慢地走。苏轼在风雨之中独自漫步吟诗长啸,这种表现是何等地与众不同!极富于浪漫色彩,通过这句,就把苏轼鲜明独特的个性一下子突现出来了。苏轼的这一表现,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他在《归去来辞》中写道:“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渊明要登上东边的山岗放声长啸和面对着清澈的溪流而写作诗章的举动和苏轼上述表现何等相似!正是由于两人性格和气质的接近,所以苏轼是那样地钦佩和赞赏陶渊明。接下来的一句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芒鞋”是草鞋,可见作者这次出外郊游是一身野服打扮,他手持竹杖,脚穿草鞋。在苏轼看来这种打扮比起穿了官服骑着马要强得多,这里从一个侧面,透露了作者一贯喜好自然、无拘无束的性格。在上片结束时,作者用了这么一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个不同凡响的惊人之笔!它画龙点睛般地表现出了作者的胸怀、抱负,体现了全词的中心思想。这句从字面上解释,无非是说,“怕什么呢,自己的一生就是披着蓑衣在风雨之中过来的,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处之泰然了。”“任平生”三字是指平生饱经风雨,早已听其自然的意思。当然,这里的“风雨”,不仅是指自然界的风雨,更重要的是指政治上的风雨。古往今来,诗词中的一些带关键性的警句,往往是一语双关或富于多方面的涵义,具有十分深广的思想容量,经得住人们反复的咀嚼和回味,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只要想想苏公一生坎坷的遭遇,我们就能掂出这句的份量。确实如此,苏轼所经受的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实在太多了。他一生长期被贬在外,尝尽了人世的艰辛。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他对来自各方面的打击和挫折早已习以为常了。不惊恐、不退缩、任其自然,坦然处之。总之,“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非常形象地描画出了苏轼的气度、胸襟以及对人生的态度,给了人们难以忘怀的印象。

  下片中,自然界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换头后的第一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从“吹酒醒”三字中,可以看出,苏轼是在带有醉意的情况下出游的。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处境艰险、内心苦闷,因此借酒浇愁就成了常事,有时竟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是说经略带寒意的春风一吹之后,酒醒了,这时身上微微地感到有些寒冷。紧接着来的是“山头斜照却相迎”一句,它写出了自然界天气变化之快,刚刚自己还在风雨中行进,现在迎着他的却是山头的斜阳了。自然界忽晴忽雨,变化不定;而政治舞台上的晴雨表也是升沉不定。社会上政局犹如自然界的气候一样,变幻莫测。“回首向来萧瑟处”,这里的“萧瑟处”,是指作者刚才遇雨的地方。天气的突然放晴,引起了作者“回首向来萧瑟处”的兴趣,看看原来下雨的地方,现在又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全词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作结束。这样结束,初看似乎不太好理解,但仔细一琢磨就会感到这样写实在太好了。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对此究竟应作怎样的理解呢?有的解释是这样的:“政治场合的晴雨表是升沉不定的,不如归去,做一个老百姓,不切实际地幻想着‘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解释当然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但似乎和前面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中所表现的情绪,以及苏轼其人一贯的气质并不太吻合。看来还不如作这样的解释为好:“回去,对我来说既没有晴天也没有雨天。”也即无所谓晴天、雨天。意思是晴天也好,雨天也好,对我说来都是无所谓的。这样就同前面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前后呼应的,通过这种写法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心胸、志向以及对人生的态度,从而作者的个性也就表现得更鲜明了。

  总之,这首《定风波》通过生活中的一件平常小事——途中遇雨,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在种种打击和挫折面前不退缩、不丧气,坦然处之的旷达心境。作者巧妙地把自然界的风雨和政治变化中的风风雨雨联系起来,给人们以多方面的联想,大大增强了词的韵味。

“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

  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乐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译文】

  臣等人低劣,凭着空虚的本事,凑数做个侍讲侍读的官员。可是皇上的聪慧是上天赋予的,学问日新月异。臣等人才华有限,然而圣道没有穷尽,心中想说,然而词不达意,因此,自己感到惭愧,不知道怎么办。

  私下里认为,臣子进纳忠言,譬如医生的用药,药虽然从医生的手里来,但是处方大多传自古人,倘若已经在世上用了见效,就不必都要由医生自己重新开出处方。

  我们见到唐朝宰相陆贽,本有辅佐皇上的才能,学问可以做皇帝的师傅:议论事情深刻切合实际,说话不背离道德:智慧像张子房,然而文章胜过他;论辩像贾谊,然而方法不像他粗疏。上面可以纠正君王意念的不是,下面可以传达人民的心意。但他不幸运,做官没有遇到好时机。唐德宗以苛刻为能干,可是陆贽用忠厚待人劝他;唐德宗以猜忌为手段,可是陆贽用推诚布公去劝他;唐德宗喜好用兵打仗,可是陆贽用消除战争先发制人;唐德宗喜欢聚敛钱财,可是陆贽认为散发钱财是当务之急。至于用人听取意见的方法,治理边疆统御将帅的制度,归罪自己来收拾人心,改正过错来顺应天道,除去小人来消除人民的忧虑,珍惜爵号等待有功臣的人封赏,像这样的意见,是不容易全部列举出来的。可说是进献了苦口的良药和石针,刺中了病人身体膏肓的要害。假若唐德宗完全采用他的意见,那么贞观之治就可以重现。

  臣等人每次从西阁退朝下来,就私下谈论,像陛下这样圣明,必然喜欢陆贽的议论。但是,如果圣主和贤臣互相投合,那么就犹如君臣处在同一时代了。从前冯唐评论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为不遇贤才而叹息;魏相分条陈述晁错、董仲舒的对策,汉宣帝就用这些对策,以致中兴。假若陛下能够自己得到良师,就不如就近选取陆贽。六经三史,诸子百家,不是没有可看的,都足够用来治理国家。但是圣人的言论幽深高远,后人又学习得支离破碎,譬如山高海深,很难一一推求选择。像陆贽的论文,打开书就一目了然。它聚集了古今的精华,实在是国家治乱的借鉴。

  臣等人想选取他的奏议,稍加校正,抄写完进献呈上。愿陛下放在座位旁边,像和陆贽见面一样,反复熟读;像和陆贽面谈一样,必定能够启发圣上性灵的高明,在短时间内成功地治理国家。臣等人不胜区区之意,请决定此札或留或退。


【赏析一】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是苏轼在宋哲宗即位不久,旧党上台后写的。当时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吕惠卿\章惇等弄得弊端百出,百目全非,新旧党争使百姓遭殃,国家受害。因此,苏轼进札子建议哲宗读陆贽的奏议,从中学习治国之术。


【赏析二】

  本文是苏轼在宋哲宗即位不久,旧党上台后写的。当时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吕惠卿\章惇等弄得弊端百出,百目全非,新旧党争使百姓遭殃,国家受害。因此,苏轼进札子建议哲宗读陆贽的奏议,从中学习治国之术。


【赏析三】

  陆贽为唐德宗时宰相,著名政论家。他的奏议往往切中时弊,为后世所推崇。该文写于宋哲宗即位不久。当时旧党上台,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吕惠卿等人弄得面目全非,弊端百出,新旧党之争依然激烈,国无宁日。苏轼进此札子,乞校正陆贽奏议,并建议哲宗反复熟读,从中得到治国的启发。文章写得娓娓动听,很有说服力。如“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都非常切合作者、陆贽、宋哲宗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陆贽的札子虽当世不为德宗所用,但已是如“经效于世间”的良药,为“治乱之龟鉴”,若为哲宗熟读,“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文章写得真切动人。


【赏析四】

  文章写得娓娓动听,很有说服力。如“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都非常切合作者、陆贽、宋哲宗之间的关系。


【赏析五】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苏轼《前赤壁赋》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 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译文】

  壬戌年秋天,七月十六日,我与友人在赤壁下泛舟游玩。清风阵阵拂来,水面波澜不起。举起酒杯向同伴劝酒,吟诵《明月》中“窈窕”这一章。不一会儿,明月从东山后升起,在斗宿与牛宿之间来回移动。白茫茫的雾气横贯江面,水光连着天际。任凭小船漂流到各处,越过那茫茫的江面。前进时就好像凌空乘风而行,并不知道哪里才会停栖,感觉身轻得似要离开尘世飘飞而去,有如道家羽化成仙。

  在这时喝酒喝得高兴起来,敲着船边,打着节拍,应声高歌。歌中唱到:“桂木船棹啊香兰船桨,迎击月光下的清波,逆流而上地泛光。我的心怀悠远,展望美好的理想,却在天的另一方。”有会吹洞箫的客人,依着节奏为歌声伴和,洞箫“呜呜”作声:有如哀怨有如思慕,既像啜泣也像倾诉,余音在江上回荡,像细丝一样连续不断。能使深谷中的蛟龙为之起舞,能使孤舟上的寡妇为之饮泣。

  我的神色也愁惨起来,整好衣襟坐端正,向客人问道:“箫声为什么这样哀怨呢?”客人回答:“‘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公孟德的诗么?这里向西可以望到夏口,向东可以望到武昌,山河接壤连绵不绝,目力所及,一片郁郁苍苍。这不正是曹孟德被周瑜所围困的地方么?当初他攻陷荆州,夺得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麾下的战船首尾相连延绵千里,旗子将天空全都蔽住,面对大江斟酒,横执长矛吟诗,本来是当世的一位英雄人物,然而现在又在哪里呢?何况我与你在江中的小洲打渔砍柴,以鱼虾为侣,以麋鹿为友,在江上驾着这一叶小舟,举起杯盏相互敬酒,如同蜉蝣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中,像沧海中的一粒粟米那样渺小。唉,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携同仙人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而永存世间。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得将憾恨化为箫音,托寄在悲凉的秋风中罢了。”

  我问道:“你可也知道这水与月?时间流逝就像这水,其实并没有真正逝去;时圆时缺的就像这月,终究没有增减。可见,从事物易变的一面看来,那么天地间万事万物时刻在变动,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停止;而从事物不变的一面看来,万物同我们来说都是永恒的,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何况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宰者,若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听到便成了声音,进入眼帘便绘出形色,取得这些不会有人禁止,感受这些也不会有竭尽的忧虑。这是大自然恩赐的没有穷尽的宝藏,我和你可以共同享受。”

  客人高兴地笑了,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菜肴果品都已吃完,杯子盘子杂乱一片。大家互相枕着垫着睡在船上,不知不觉东方已经露出白色的曙光。


【赏析一】

  《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被贬谪黄州期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因被诬作诗“谤讪朝廷”,遭御史弹劾,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因写下《湖州谢上表》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曾于七月十六和十月十五两次泛游赤壁,写下了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后人因称第一篇为《前赤壁赋》,第二篇为《后赤壁赋》。


【赏析二】

  第一段,写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尽情领略其间的清风、白露、高山、流水、月色、天光之美,兴之所至,信口吟诵《诗经·月出》首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把明月比喻成体态娇好的美人,期盼着她的冉冉升起。与《月出》诗相回应,“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并引出下文作者所自作的歌云:“望美人兮天一方”,情感、文气一贯。“徘徊”二字,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柔和的月光似对游人极为依恋和脉脉含情。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白茫茫的雾气笼罩江面,天光、水色连成一片,正所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游人这时心胸开阔,舒畅,无拘无束,因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乘着一叶扁舟,在“水波不兴”浩瀚无涯的江面上,随波飘荡,悠悠忽忽地离开世间,超然独立。浩瀚的江水与洒脱的胸怀,在作者的笔下腾跃而出,泛舟而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是此文正面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一段,以景抒情,融情入景,情景俱佳。

  第二段,写作者饮酒放歌的欢乐和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饮酒乐极,扣舷而歌,以抒发其思“美人”而不得见的怅惘、失意的胸怀。这里所说的“美人”实际上乃是作者的理想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段歌词全是化用《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之意,并将上文“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内容具体化了。由于想望美人而不得见,已流露了失意和哀伤情绪,加之客吹洞箫,依其歌而和之,箫的音调悲凉、幽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竟引得潜藏在沟壑里的蛟龙起舞,使独处在孤舟中的寡妇悲泣。一曲洞箫,凄切婉转,其悲咽低回的音调感人至深,致使作者的感情骤然变化,由欢乐转入悲凉,文章也因之波澜起伏,文气一振。

  第三段,写客人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叹。此段由赋赤壁的自然景物,转而赋赤壁的历史古迹。主人以“何为其然也”设问,客人以赤壁的历史古迹作答,文理转折自然。但文章并不是直陈其事,而是连用了两个问句。首先以曹操的《短歌行》问道:“此非曹孟德之诗乎?”又以眼前的山川形胜问道:“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两次发问使文章又泛起波澜。接着,追述了曹操破荆州、迫使刘琮投降的往事。当年,浩浩荡荡的曹军从江陵沿江而下,战船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曹操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在船头对江饮酒,横槊赋诗,可谓“一世之雄”。如今他在哪里呢?曹操这类英雄人物,也只是显赫一时,何况是自己,因而如今只能感叹自己生命的短暂,羡慕江水的长流不息,希望与神仙相交,与明月同在。但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才把悲伤愁苦“托遗响于悲风”,通过箫声传达出来。客的回答表现了一种虚无主义思想和消极的人生观,这是苏轼借客人之口流露出自己思想的一个方面。

  第四段,是苏轼针对客之人生无常的感慨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宽解对方。客曾“羡长江之无穷”,愿“抱明月而长终”。苏轼即以江水、明月为喻,提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认识。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必羡慕江水、明月和天地。自然也就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这表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赞成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同意把问题绝对化,因此,他在身处逆境中也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而后,作者又从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进一步的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月有色,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声色娱人,作者恰恰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此情此景乃缘于李白的《襄阳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进而深化之。

  第五段,写客听了作者的一番谈话后,转悲为喜,开怀畅饮,“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照应开头,极写游赏之乐,而至于忘怀得失、超然物外的境界。


【赏析三】

  此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的描写,既从客之口中说出了吊古伤今之情感,也从苏子所言中听到矢志不移之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实是文赋中之佳作。


【赏析四】

  《前赤壁赋》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作的赋。因后来还写过一篇同题的赋,故称此篇为《前赤壁赋》,十月十五日写的那篇为《后赤壁赋》。


【赏析五】

  《前赤壁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吊古伤今的情感,矢志不移的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

王朝云是如何与苏轼相识的?王朝云是苏轼最爱的女人吗?王朝云有孩子吗?


  王朝云是苏轼的侍妾,也是苏轼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女人之一。关于两人是如何认识的,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即宋神宗熙宁四年,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遭到贬谪,到了杭州做通判。正因为贬谪而郁郁不愤之时,几位友人相邀一起共游西湖,王安石欣然前往。宴饮之时,友人遭来歌舞助兴。

  管弦丝竹,琴声缈缈中,几位浓妆艳抹的舞女伴着乐声缓缓踏出,长袖徐舒,轻盈曼舞。在一群舞女中,中间领舞的女子更是美丽异常,她艳丽的姿色和出众的舞姿,在一群舞女中尤为突出。

  等到一舞过后,舞女入座侍酒,而来到苏轼旁边的舞女,正是刚才姿容艳丽的王朝云。这个时候的王朝云已经将方才浓妆艳抹与艳丽的衣裙换下,只是黛眉轻扫,朱唇微点,一身素净衣裙。当她款款而来之时,出尘的气质和淡雅的姿容,犹如空谷幽兰,显得那般的楚楚可人。相比于浓妆艳抹,王朝云淡妆素群又另有一番感觉。

  这么一位气质出众,姿色超绝的女子,仿佛雨后初开的百合,那蓬勃的生机,一下子侵入了苏东坡因为贬谪杭州而郁郁寡欢的心。而王朝云也在与苏轼的交往中,逐渐对这位文采卓绝的男人产生了爱慕之意,决心侍奉终身。后来苏轼的夫人王弗出面将王朝云赎出,此后王朝云便以侍女的身份陪伴在苏轼身边,一直到黄州才被抬为侍妾。

  另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两人相识于杭州凤凰山。还是友人相邀,苏轼在杭州凤凰山宴饮时与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相遇。苏轼观其姿容绝世,舞姿优美,于是顿生爱恋之意,于是才有了后来之事。

  王朝云虽然在初期时间仅以侍女的身份陪伴在苏轼身边,但是她却陪伴了苏轼二十多年,陪着苏轼度过了他最为难熬的低谷时期。王朝云的存在,对于仕途不顺,反复起用又再遭贬谪的苏轼而言,具有不同的意味。

  苏轼一生为王朝云作了许多的诗,但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原配夫人王弗,写出了千古第一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我们不能确定王朝云是否是苏轼最爱的那个女人,但是这位一直陪伴在苏轼身边,给他黯然的心注入新的色彩的女人,绝对在苏轼心中占有无法言说的重要地位。相比于王弗在生活上的细心体贴,王朝云应该是苏轼在精神方面的慰藉。王朝云可以说是苏轼的红颜知己。

  王朝云与苏轼生有一子,取名遁。苏轼对这个孩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对于这个儿子苏轼只愿他平安顺遂的度过一生,不要经受太多的苦难。不过可惜的是,苏轼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最后并没有实现。

  在前往赴任汝州团练副使的途中,这个孩子最终因为中暑而在苏轼的怀中夭折。幼子的夭折,给苏轼和王朝云带俩了巨大的痛苦。苏轼为此写了一首题目很长的诗:

  《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遁,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

  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

  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

  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

  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

  苏轼甚至将幼子的去世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认为他的死是受自己连累。而王朝云对于自己幼子的死亡,也痛彻心扉“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

王朝云与苏轼的爱情故事 苏轼为王朝云写的诗


  王朝云,字子霞,北宋之时西湖名妓。因为家境贫困,所以王朝云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西湖边上的歌舞班子里学习歌舞。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朝云的姿色越发美丽,而歌舞更是西湖一绝,于是很快就打响了名声,成为西湖名妓。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后人常称其为苏东坡。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大文豪,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词、散文、书、画都是一绝,可谓全才。诗歌方面,苏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作方面,开创了豪放风格的词派,与同为豪放派代表的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善书而工于画,受到世人追捧。

  大才子与名妓佳人,是古代小说剧目中的标配,苏轼与王朝云这位清丽佳人又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王朝云与苏轼相识,是在苏轼被贬谪杭州之时。一次友人相邀,苏轼欣然赴宴,就这样不期然的与王朝云相遇。王朝云当时还是歌舞班子的顶梁柱,陪客之时她是大头。苏东坡作为客人,自然得其相陪。

  苏轼正喝着酒,见一清丽佳人款款而来,面容精致,素衣淡妆却更显气质出众,仿若雨后百合,清新雅致。待细细一看,才发现此女不正是方才浓妆艳抹,歌舞出众的舞姬吗?

  一个女子竟然给人两种不同的感觉,苏轼因此有感而发,得出后来传颂千年的经典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个时候,我们并不能知道苏轼是否对王朝云起了男女之情,毕竟王朝云当时年仅十七岁。不过后来苏轼的夫人王弗却觉得王朝云不错,主动将其赎入府中。入了苏府之后,王朝云是以丫鬟的身份在苏府过活的。

  王弗赎王朝云也许是察觉到了苏轼对王朝云的好感,也许是自己觉得王朝云此人不错,也许两者兼有。总之王朝云入了苏府之后,很得苏氏夫妇的喜爱。王朝云因为幼时被卖入歌舞馆,所以并不能识文断字,于是苏轼便耐心教授王朝云读书写字、音乐舞蹈、诗词歌赋。

  王朝云陪伴了苏轼二十多年,但实际上是在黄州的时候,王朝云才被正式抬为侍妾的。这之前,苏轼与王朝云有没有跨出那一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能猜想的是,王朝云与苏轼最终会选择在一起,是有感情基础的。他们的爱情也许萌发在初见之时,随后在不断的相处中慢慢成长,最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苏轼喜欢王朝云的体贴,王朝云敬慕苏轼的才学,才子佳人,十分登对。

  王朝云陪伴苏轼度过了人生中最为低谷的两个时期,作为患难夫妻,苏轼对王朝云有着很深的感情,王朝云对苏轼的了解和深入,绝对算的上是一位红颜知己。而苏轼呢?也为她写了许多优美诗篇,字字含情,句句入心。

  《朝云诗》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

  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

  《西江月梅花》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

  海迁时过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反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苏辙为什么没有他哥哥苏轼出名?苏辙的诗词选


  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诗人,生于公元1039年,去世于公元1112年。

  公元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初任大名府推官,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随后历任河南推官、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官职,官至宰相,去世后被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南宋时累赠太师、魏国公,后谥文定。

  苏辙与苏轼,一母同胞的兄弟,两兄弟与自己的父亲苏洵一起,被称为“三苏”。虽然一门三苏,但是实际上苏轼的名声远远要比苏辙和苏洵两人更为响亮。拿现代人来讲,问“三苏”中都有谁,首先想起的绝对是苏轼。

  人们提起苏轼,都知道这是一位极其牛掰的全才,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苏辙相比于自己的哥哥也绝不逊色,他同样是一位全才。就连苏轼自己都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

  苏轼有句话说的好,苏辙并不是没有才能,而是世人并不知道而已。而苏轼一句“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则已经说明了苏辙没有苏轼声名远播的其中一个原因。苏辙是一个内敛、含蓄、低调、沉稳之人,也许他自己并不在乎才名,所以才没有可以展现自己的才华,才被自己哥哥的光芒掩盖。

  苏轼其人,本身就具有开阔开朗的心胸,所作诗词散文都具有豪放浪漫的情感。他的文学作品能轻易吸引住人们的眼光,而他个人的魅力也使得人们对他此人印象深刻。

  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什么地方,特点鲜明之人尽管看起来有些突兀,但是却无可否认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个性鲜明,整个人都有一种鲜活的气息。我们可以想象他自由赏阅山水,也可以想象他与朝廷命官叫板,同样的也可以想象出他赤脚与百姓混在一起,专心致志的研究出如何烹煮猪肉。

  苏轼之所以名声能远超苏辙,其实很大部分不在于其才学,而在于其个人无可忽视的个人魅力。

  苏辙在后世的名声虽然并没有苏轼那般高,但是其才能却是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兄长的。以下列举一些苏辙的代表诗词,供读者赏阅。

  《送李宪司理还新喻》

  采芹芹已老,浴沂沂尚寒。

  蒯缑长叹息,苜蓿正阑干。

  黄卷忘忧易,青衫行路难。

  归耕未有计,且复调闲官。

  《筠州州宅双莲》

  绿盖红房共一池,一双游女巧追随。

  镜中比并新妆后,风际携扶欲舞时。

  露蕊暗开香自倍,霜蓬渐老折犹疑。

  殷勤画手传真态,道院生绡数幅垂。

  《唐相二绝》

  杨王灭后少英雄,犹自澄思却月中。

  已得惠妃欢喜见,方头笑杀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卿,晚岁雄猜气益横。

  心怕无须少年士,可怜未识玉奴兄。

  《次远韵齿痛》

  元明散诸根,外与六尘合。流中积缘气,虚妄无可托。敝陋少空明,妇姑相攘夺。

  日出暯焦牙,风来动危。喜汝因病悟,或免终身著。更须诵《楞严》,従此脱缠缚。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苏轼《留侯论》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


【赏析一】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赏析二】

  《留侯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

  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


【赏析三】

  开头一段是立论,提出能忍、不能忍这个命题。“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是泛言,举凡忠勇、坚毅等等超乎常人的节操,全都包括在内。以下则扣住《留侯论》本题,加以申说,将“过人之节”具体到“忍”字。说“忍”,又是从“‘勇”字来说,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说,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为抱负甚大,志向甚远的缘故。表面看来,勇和忍似乎是对立的,作者却指出了它们的统一性,充满辩证法,非常精警深刻。这是作者的基本论点,也是全篇的主意。虽然这里并未指名,实际是对张良而言。以下全是对张良的具体论证。

  文中举了张良狙击秦王、进履受书、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事。这三件事表面看来似无关连,但作者却敏锐地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独创见解。

  第二段先从前两件事说。人们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赠书事,因而把一些神怪传闻当作真实。作者把这件事同张良狙击秦王联系起来,把他为韩报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与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联系起来,指出这是秦时的隐士对张良忍耐心的考验观察,其用意并不在书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动所暗示的,都是圣贤间互相警示劝戒的道理。这几层意思紧密钩连,互为论证,结构非常严密。拂去老人赠书的神奇色彩,关系到基本立论,因为如果这真是神怪的行为而非人事,就无法按常理论之。老人赠书的用意,则是从张良和老人的行动本身这两个方面来论证。从张良讲,他狙击秦王的行动,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现,这种荆轲、聂政式的刺杀行为,在当秦势方盛时无异于白白送死。老人因为痛惜其才,才“出而试之”,故意用傲慢无礼的举动“无故加之”,极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炼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其“能有所忍”。从老人说,他对张良的一系列折辱举动,显然不是出于无心。当老人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时,张良“欲殴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桥取履是“强忍”着,老人岂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带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张良想,既已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这“能忍”的程度又进了一步,但老人还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许路,见张良只是目送着他,并无异常的表现,这才再走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矣!”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试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笔墨也很传神:写张良“欲殴之”,“强忍”,“业为取履,因履之”,“殊大惊,因目之”,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把个“忍”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人扣。随后因“平明”、“鸡鸣”赴约仍然迟到而一再受到怒责,终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练。这给作者取为立论主题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赠书,只须将书授与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说明“意不在书”。“且其意不在书”,而在使张良能忍,二者实为一个意思。

  为了加强说服力,第三段又引史为证,再次申说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郑伯能忍而不战退敌,勾践能忍而终灭吴国,以见忍的极端重要性,说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试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张良的情景,证明他的举动确实是对张良的考察试验。前者是从动机讲,后者是从事实讲,行动的目的则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化用《论语·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语意,即上文所谓“圣贤相与警戒之义”),后来的结果则是使张良达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张良早年的两件事而言,第四段又举他后来在刘邦项籍斗争中的一个例证以实之。没有这个例证,张良在坦上的表现,可以视为偶然;有了这个例证,上面的论证才开花结果,落到实处。这段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讲张良,而是联系到刘、项两家的斗争来举例。文中把刘邦之所以胜和项籍之所以败,归结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韩信求假封为齐王的事例,把刘邦之能忍归结为系由张良成全,不仅说明了能忍对于张良、对于刘、项的事业的重大意义,还说明了纪上老人的启导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强了通篇议论的说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结,谓子房的状貌也表现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颖,风调翩翩,余味不尽。


【赏析四】

  《留侯论》并不全面评论张良的生平和功业,而只论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观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过人之节。这个问题过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创见。


【赏析五】

  留侯,即我们常说的张良,是刘邦的谋士,辅佐刘邦成就汉业。张良一生为刘邦设计良谋无数,从历史角度看,这是张良成功所在,但苏轼在《留侯论》中不以此为重点,而是论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原因在于他放弃了以一击刺秦王的匹夫之勇,而接受了圯上老人的试探、警诫,“小忍而就大谋”。

  《留侯论》的开篇高度概括了何谓豪杰,也是全篇的精华。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意思是说,古代所说的豪杰人物,必定有超过一般人的节操,有一般人在感情上不能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能称为勇敢。天下有一种真正堪称大勇的人,突然祸难临头并不惊慌,无故加以侮辱也不动怒,这是因为他的抱负很大,他的志向非常高远啊!

  我想,苏轼的意思是说豪杰要有大忍之心,历史上的韩信,能忍跨下之辱,胯下之辱对一个男人来讲可以说是奇耻大辱,而韩信又是一个士,“士可杀而不可辱”,可韩信真就从那个人的跨下钻了过去。可后人谁也没有说韩信是一个懦夫,谁也不曾瞧他不起,相反,都承认韩信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志向的英雄。司马迁,也是我们熟知的人物,他遭到宫刑,这也是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可是,司马迁也忍下来了,选择了他的一生,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又有谁会说司马迁是懦夫?

  紧接着,苏轼的文章里继续讲述张良的成长的历程。张良年轻时桥上遇老人得兵书一事,说世上的人不明白,认为那老人是鬼怪,这已经是错误的了。当韩国灭亡,秦国正强盛的时候,秦国用刀锯鼎镬等残酷的刑具来对待天下的读书人,那些平时居家却无故遭到杀戮的人,多得不计其数,当时虽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本领。执法太严峻的国家,它的锋芒是不能触犯的,而且时势也尚未出现可乘之机。张良忍不住忿怒的心情,想以个人的力量,在一次伏击达到目的。又说张良凭他盖世的才干,不效法伊尹、太公,却采用荆轲、聂政那种刺杀个人的小计,虽侥幸不死,桥上老人也为之深感惋惜。老人用傲慢无礼,使他深受屈辱,但张良忍住了,所以后来老人说:“这个青年人还可以教育”。

  苏轼又在文章里举例说了楚庄王攻伐郑国,郑襄公袒衣露体牵羊迎接,庄王说“这个国家的君主,能够屈已下人,忍耐谦恭,必定能够信任他的臣民”,遂退兵。越王勾践归降吴国,如同臣妾,三年都不敢怠慢。胸有报仇之志,却又不能屈已下人的人,不过是匹夫之刚罢了。桥上老人看出张良才能有余,但是度量不足,才那样对张良,张良也自然接受了,这正是后来秦始皇不能把张良吓倒,楚霸王不能把张良激怒的原因了。

  苏轼看汉高祖的胜利和楚霸王的失败原因是忍耐和不忍耐的区别。汉高祖能够忍耐,也正是张良教他这样做的。最后,苏轼很有趣的写到司马迁猜测张良一定是身材魁梧,相貌奇伟之人,但他的相貌却象妇人女子一样,和他的志向气节很不相称,苏轼感叹说,这大概是他所以成为张良的缘故吧。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同为豪放派代表的辛弃疾和苏轼的比较 辛弃疾真的是酷吏吗?


  辛弃疾和苏轼两位大词人同为宋朝词人,并且又都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后世人将两人并称为“苏辛”。不过这两人却并非同处于一个朝代,苏轼为北宋词人,辛弃疾为南宋词人。不论时局环境,单从文学作品上来看,同为豪放派代表的辛弃疾和苏轼,两人谁的成就更高呢?

  在苏轼之前,词作多为婉约意境,伤春悲秋,寄托忧思情怀。表达送别之情,闺中怨妇之感都是婉约派词作的表现。到了苏轼之后,他以其开朗乐观的情怀和广阔坦率的心胸,开创了豪放词一派的风格,词作多展现豪放的情感。许多人会认为,苏轼既然是豪放派的开创者,那么他自然是豪放词派最牛的人物了。这个想法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前人开创一样东西,后人又不是不能发扬光大。辛弃疾的豪放词作,正是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发扬光大了。他继承和发展了极具豪放情怀的浪漫主义词风,创造了更为雄奇阔大的意境。所作词作,生动突兀,笔酣墨饱,气势飞舞。

  苏轼和辛弃疾虽然都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一个豪放词的开创者,一个是豪放词的发扬者,但实际上两人之间的风格却是完全不同的。

  苏轼之词的豪放,跳荡流溢着自由奔放,乐观开朗。观他所作之词,奔放洋溢,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辛弃疾的豪放词作,却带有他特有的豪装与苍凉,雄奇而沉郁的个性。那种构架出来的场景,往往能迅速撼动人们的心灵。

  如果说苏轼词的豪放犹如高耸的山峰,那么辛弃疾词的豪放就如苍凉而壮阔的大漠。不得不说辛弃疾所创造出来的词作,比苏轼词具有更为雄奇阔大的意境与他生动而夸张的描绘及想象。

  所以如果真的将两者之间的词作拿出来比较的话,小编个人更偏向于辛弃疾。辛弃疾的词作所表达的情感太沉重,让人能很快陷入其中,却很难迅速摆脱那种苍凉雄阔之感。

  纳兰容若,素有满清第一词人之称,小编虽不欣赏其词的悲郁,但是对他所评的苏轼与辛弃疾之间的比较去还是比较认同的。纳兰容若说:“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

  两人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明显的差别,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苏轼虽然一生仕途不顺,几次遭贬谪,但是他遨游山水之间,总是能找到心灵归处。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国家动荡,外族入侵,作为一名有志的将领,却难有机会上阵杀敌,几次被罢官,壮志难酬。所以悲凉的社会大环境,让辛弃疾的心灵极为苍茫,而他壮阔的志向,又唯有全都寄予词作之中。他以武入文,是真正参加过战争之人,所以能写出那般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感觉。

  我们欣赏苏轼的开朗活泼,但是也不能忽视辛弃疾的苍凉悲郁。

  辛弃疾于词作上有“苏辛”、“词中之龙”的称号,这些都是具有赞赏性的称号。但是在为官之上,辛弃疾的名声却不是很好了。当时人称他为“酷吏”,弹劾他之人说他好杀。那么这样一位大词人,真的是一位受人唾骂的酷吏吗?

  辛弃疾在年少之时便参加抗金义军,随后抗金归国,受到朝廷启用。他是真正参加过战斗之人,所以身上难免带有一丝血性。虽然有武夫的杀意,但是却不能将其称为“酷吏”。辛弃疾的确御下严苛,但是他只是想要更好的完成自己的责任。但是对于普通百姓,辛弃疾绝对是一个为民爱民之人。所以“酷吏”之名,不能安在辛弃疾头上。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苏轼《日喻》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樾,以为日也。日之与钟、樾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樾,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译文】

  一出生就双目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问看得见的人太阳是什么样子。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这个失明的人敲铜盘听到了它的声音,一天听到钟声,就把发出声音的钟当做了太阳。有的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光像蜡烛。”失明的人用手摸蜡烛,晓得了它的形状。一天,摸到一支形状像蜡烛的乐器龠,就把它当做了太阳。

  太阳和钟、龠的差别太大了,但是天生双目失明的人却不知道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不曾亲眼看见,而是向他人求得关于太阳的知识。抽象的道理很难被认识,这一点比太阳难认识的情况更加严重,人们不通晓抽象的道理的情况,和生来就不认识太阳的盲人没有什么不同。通晓的人告诉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启发诱导,也无法使这些比喻或教法比用铜盘和用蜡烛来说明太阳的比喻或教法好。从用铜盘比喻太阳到把铜钟当做太阳,从把铜钟当做太阳而到把乐器龠当做太阳,像这样辗转连续地推导,难道还有个完吗?所以人世上大谈“道”的人,有的就他自己的理解来阐明它,有的没有理解它却主观猜度它,这都是研求“道”的弊病。

  既然如此,那么这个“道”最终不可能求得吗?苏轼说:“道能够通过自己的虚心学习,循序渐进使其自然来到,但不能不学而强求它。”那么什么叫做自然来到呢?孙武说:“会作战的将军能招致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招致,不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坐在店铺作坊里,完成他们制造和出售产品的业务。有才德的人刻苦学习,来使道自然到来。”不是强求它而使它自己到来!

  南方有很多会潜水的人,他们天天都生活在水边,七岁就能趟水过河,十岁就能浮在水面游泳,十五岁就能潜入水里了。潜水的人能长时间地潜入水里,哪里是马虎草率而能这样的呢?一定是对水的活动规律有所领悟才能做到。天天生活在水边,那么十五岁就能掌握它的规律。生来不识水性,那么即使到了壮年,见到了船也会害怕。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南方会潜水的人询问来求得他们能潜入水里的技术,按照他们说的技术到河里试验,没有不淹死的。所以凡是不老老实实地刻苦学习而专力强求道的,都是像北方的学潜水的人一样。

  从前以讲究声律的诗赋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学习儒家、墨家还兼及名家、法家,而不是立志在求儒家之道;现在以经学择取人才,所以读书人只知道强求义理,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学。渤海人吴彦律,是有志对经学做实实在在地学习的人,正要到京城接受由礼部主管的进士考试,因此,写《日喻》来勉励他。


【赏析一】

  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赏析二】

  《日喻》是1078年(宋神宗元丰元年),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所作。“日喻”的“喻”,是“比喻”的意思,借用形象生动的事物进行比喻说理,是议论中常见的一种论证方法,《日喻》是一篇议论文,作者善于用形象比喻来逐层推进,引出观点,因之成文。


【赏析三】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赏析四】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赏析五】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苏轼《方山子传》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方山子,光、黄①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②为人,闾里③之侠皆宗④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⑤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⑥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⑦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⑧,余在歧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⑨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⑩见之欤?


【译文】

  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士。 年轻时, 仰慕汉代游侠朱家、 郭解的为人, 乡里的游侠之士都尊奉他。 年岁稍长, 就改变志趣, 发奋读书, 想以此来驰名当代, 但是一直没有交上好运 。到了晚年才隐居在光州、 黄州一带名叫岐亭的地方。 住茅屋 ,吃素食 ,不与社会各界来往。 放弃坐车骑马, 毁坏书生衣帽, 徒步来往于山里, 没有人认识他。 人们见他戴的帽子上面方方的且又很高, 就说:“ 这不就是古代乐师戴的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样子吗?” 因此就称他为“方山子” 。

  我因贬官居住在黄州, 有一次经过岐亭时 ,正巧碰见了他。 我说:“啊哟,这是我的老朋友陈慥陈季常呀,怎么会住在这里的呢?” 方山子也惊讶地问我到这里来的原因。 我把原因告诉了他, 他低头不语, 继而仰天大笑, 请我住到他家去。 他的家里四壁萧条 ,然而他的妻子儿女奴仆都显出怡然自得的样子。

  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 回想起方山子年轻的时候, 酗酒任性, 喜欢使剑 , 挥金如土的游侠之士。 十九年前, 我在岐下 ,见到方山子带着两名骑马随从, 身藏两箭,在西山游猎。只见前方一鹊飞起 ,他便叫随从追赶射鹊,未能射中。 方山子拉紧缰绳,独自跃马向 前,一箭射中飞鹊。他就在马上与我谈论起用兵之道及古今成败之事, 自认为是一代豪杰。至今又过了多少日子了 ,但是一股英气勃勃的神色 ,依然在眉宇间显现,这怎么会是一位蛰居隐居山中的人呢?

  方山子出身于世代功勋之家, 例应有官做 ,假如他能置身官场,到现在已得声名显赫了。他原有家在洛阳, 园林宅舍雄伟富丽, 可与公侯之家相比。在河北地方还有田地,每年可得上千匹的丝帛收入, 这些也足以使生活富裕安乐了 。然而他都抛开不去享用, 偏偏要来到穷僻的山里, 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独有会心之处才会如此的吗?

  我听说光州、 黄州一带有很多奇人逸士, 常常假装疯颠、 衣衫破旧, 但是无法见到他们; 方山子或许能遇见他们吧。


【赏析一】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出仕,任风翔签判。嘉佑八年(1063年)陈慥之父陈希亮来任府尹。陈希亮素以威严著称,僚属和他见面多不敢仰视,而苏轼年少气盛,常与争议,甚至形于颜色。这年,苏轼和陈慥初遇,二人一见如故,抒怀言志,颇为投合。自凤翔返京后,苏轼妻死父逝,宦海升沉,身经乌台诗案的文字之狱,贬往黄州;陈慥也父死无禄,心志不得伸,以平民之身隐于异乡。

  元丰三年(1080年),陈慥听说苏轼被放逐而相迎于途中,以后过往频繁。据苏轼自己统计,在黄州四年,他“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详《岐亭五首》)。两人情至深,故苏轼于元丰四年(1081年)写下了这篇散文。


【赏析二】

  苏轼打破传记文学的写作常规,在《方山子传》一文中,改变介绍人物姓氏、籍贯、生卒年月、家世、生平等平铺直叙式的写作手法,而着力选取人物活动的几组有价值的特写镜头,几个表现人物性格的生活侧而,一经作者维妙维肖地刻画描摹,一个形象丰满生动,见心灵,见性格的人物便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了。撷取典型事例刻画人物,是说易行难的事情,首先,典型事例如何选择,要求既要生动感人。又要能有力地表现主题。

  其次,典型事例的选择还要反映人物的性格、家世及主要业绩,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文章写作失败。再次,占来为人立传。被立传人多已作古,总括一生之事通盘考虑去写较有选抒余地。而苏轼笔下的方山子。人还健在,如何把握运笔尺度,是不易界定的难点,然而,这些在常人看来难于克服的困难,苏轼却应对自如。作者以其神奇熟练之笔,匠心独运,结撰出了这篇妙文。全文分四段进行叙述,层层深人地剖析了方山子其人。


【赏析三】

  《方山子传》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通过对苏轼与方山子的相遇与相交,了解他的人生经历,通过对这些人生经历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方山子特立独行性格和人生取向的赞赏。


【赏析四】

  第一段,作者起首一句,“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显得突如其来。而且立刻会生出两个疑问:其一,方山子并非人名,那么何以不露真名,何以称之“方山子”。其二,方山子是“光、黄间隐人”,他归隐的原因是何。两个问题很具吸引力。紧接着,文章以简沽的语言,概要地介绍了方山子的身世。分五层加以叙述,第一层,方山子年少时尚侠义,深为邻里推重;第二层,弃侠义而学文,欲用此有为子当世,但以“终不遇”而告终。“终不遇”三字在这里有深刻的内涵。方山子自少年开始,就心怀大志,以报效国家为已任。面对北宋政权积贫积弱,边战屡败,武备不兴的残破局面。方山子优心加焚,认为国家急需武人,因而练武行侠,团结邻里之人,希图将来有为护边事,结果愿望落空。当时的北宋统治者重文轻武,唯读书求仕,才可有所作为。方山子无奈,只得改弦更张,弃武学文。然而学成之后,依然于事无补。这位文武兼备,心怀满腔热忱。立志为国分优的爱国者,宋统治者却不予理采,皆以“不遇”相待,文中有“终不遇”三字,饱含着方山子几多甜败苦辣,可谓一言难尽;第三层,方山子苦斗一番,迎来的只有冷遇,他感到心灰意冷,对世道黑暗充满了厌烦和不展一顾的轻蔑,遂“遁于光、黄间”之岐亭;第四层,对于北宋王朝。方山子己失去信心,决心不再过问世事,专求佛事和清静,日日以步代车代马。身着百姓衣,往来于山中;第五层,方山子之谜终于揭开。因“其所著帽,方屋而高”,人们议论说“此岂方山冠之遗像乎?”,所以方山于得“方山”之名。这一段层次分明,交待清楚。言外之意层出不穷。

  第二段,苏轼谪官黄州,于偶然之中,路遇方山子。原来方山于是作者的旧识,真名陈慥,字季长。老友异地相选,白然各道所以。当方山子得知苏轼今日境况时,“俯而不答,仰面笑”。短短七个字,方山子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可谓妙笔生辉,韵味无穷。承接文章第一段方山子的“终不遇”,“俯而不答,仰而笑”,以其对方山子形象生动的描摹,更深一层地揭示出方山子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集中反映在“俯面不答”中。方山子何以不答,正是他对宋统治者极为不满和完全丧失信心,直至麻木和厌世的结果。这是抗议和愤怒的混和体。“答”而一言难尽,“不答”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两相比较,显然后者的艺术效果更高一筹。着到苏轼请官的下场,方山子庆幸自己远高尘世,隐遗不仕。因而“仰而笑”。转瞬间即从年青时不得志的痛苦回忆中解脱出来,化优为喜。见到方山子家“环堵萧然,面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极大地触动了作者隐陈作痛的心,他由衷的羡慕方山子这种与世几近隔绝的清苦生活。所谓的“自得之意”,并非方山子家人的实况,面是作者与方山子产生共鸣所致。

  苏轼是方山子的老友,看到如今的方山子与昔日的方山子判若两人,在强烈的对比中,很白然地会勾起他对方山子的回忆,于是文章进人第三段。苏轼在闸述方山子“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之后,着意刻画方山子往日的英雄气概。以反叙的手法,精择了十九年前,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如以证明:方山子精于骑射,武艺高强。一次游猎西山时,“鹊起于前,使骑逐面射之,不获”,此时,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神态何等豪纵,这是一个特写镜头,以“不获”对比得之,表现了方山子“气盖世”的英雄本色。而后,方山子又与苏轼马上论兵及古今成败得失,且“自谓一世豪士”,气宇轩昂,这是第二个特写镜头,通过这两个镜头,方山子那神形兼备,通真感人的形象便展露于出来,栩栩欲活,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报国利民的的英雄,竟然落得沉沦于穷乡僻壤,终老于山谷林泉之中。朝政黑暗,世道不公,苏轼与方山子的际遇同等,两人同属“不遇”,所以苏轼文中通过这些实例的强烈对比,充分表现了对宋统治者的极端不满和怨恨,虽未直言,但字里行间饱含其意。

  第四段,苏轼通过谈方山子家世,解开了疑问,方山子远离尘世,并非因为穷得无以为生或不得为官所致。恰怡相反,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且“园宅壮丽,与公侯等”。出人意料的是,他却完全摒弃了这些荣华富贵,捐弃功名利禄,决然远离尘嚣,遥迹山林,自愿过起艰苦的隐居生活,原因就是由于对北宋政权极度不满和丧失了信心。苏轼这篇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为方山子抱不平,骨子里是在发泄对宋朝廷的愤怒,作者通篇无一宇一句愤懑之语,可字字句句都凝聚着苏轼对统治者的痛斥。


【赏析五】

  作者选择某人作为传主,一定是对方的身上有着某些令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方山子弃荣利功名而自甘淡泊贫贱的行动,对大难不死的苏轼有不少的触动,作者结合自己当时被贬黄州的处境,于文字之外,又寓有自己之情,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写方山子未尝不是自悲不遇,本文可以说是作者在黄州心态的一种形象的折射。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苏轼《晁错论》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1]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 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坐在那里看着事情在变化,却不想办法解决,那么恐怕事情就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如果一开始就用强硬的手腕去处理,那么天下的人由于习惯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我们。只有那些仁人君子杰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去承担大难,以求建立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在短时期内由那些只图求名的人所能做到的。天下太平,无故挑起大难的开头,我能挑起它,我也要能收拾它,然后才有言辞向天下的人交代。如果事到临头,却想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然集中在自己身上。

  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出力,谋划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联合起兵,借诛杀晁错的名义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就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解释。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朝廷而遭杀身之祸,却不知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时候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只具有超出一般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昔日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疏通大河,让水流进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完成的时候,也有堤坝溃决和洪水横冲直闯的可怕灾难。只因为他事先估计到这种必然性,事情来了并不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规划解决,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七国诸侯那样强盛,却要一下子削弱它们,他们起来叛乱有什么奇怪的呢?晁错不在这个时候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替天下人做抵挡大难的先锋,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为保全自己着想,想使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而自己却在在后方留守。那么试问,挑动七国叛乱的是谁呢?自己想求得名誉,又怎能逃避祸患呢?因为亲自带兵出征极为危险,留守后方十分安全,你自己是挑起大难的罪魁祸首,却选择十分安全的事情来做,把极为危险的事情留给皇上去担当,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哪。在这个时候,就算没有袁盎进言,晁错也未必能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呢?自己想留在后方防守,却让皇帝亲自出征。按照常理上说,皇帝已经很难于忍受了,又加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建议,所以袁盎的话就能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挺身而出承担危险,日夜操劳,率兵向东去阻击他们,不至于使自己的君王受牵累,那么皇上将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可以离间得了吗?

  哎!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专门去考虑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晁错自己带兵去讨伐吴、楚,不一定没有成效。只因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兴,奸臣能够乘机进言。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计策,不就是用来自己害自己的么?


【赏析一】

  《晁错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这篇文章总结了削藩失败是晃错被杀的原因。

  作者认为,晁错被杀,首先有七国叛乱给皇帝造成的压力和受到政敌中伤的原因,但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晁错自己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才给了政敌攻击他的机会。同时,作者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难展的抑郁心情。


【赏析二】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

  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赏析三】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赏析四】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夭F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晃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丈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赏析五】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宋人范温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潜溪诗眼》)

  晁错(前200——前154),西汉政治家。景帝时为御史大夫,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显示出东坡超人的韬略、巨大的气魄、非凡的睿智。

  第一段以理为主。起句“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明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暗说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分说。“坐观其变”不采取措施,则祸患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不等时机行动,则天下不能安定。接着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的行为作正面发挥,用“苟以求名者”的行为作反面衬托,暗评晁错失败原因。苏轼抓住“患”字,虚实相生,未言晁错,句句含“错”,使下文的议论高屋建瓴。

  第二段由理入事。西汉社会,诸侯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大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蒙害。但苏轼却别出机杼,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有以取之也”。在前人未到处立论,在前人已到处作翻案语,“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第三段紧扣史实,先从晁错身上引申出欲成大事者应该具备的品格“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然后宕开一笔,旁征博引,举大禹“凿龙门”、“决江河”之例进行论证,指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图”,才能使大事成功,暗责晁错的临危而逃。层层铺垫,曲折入意,机智超人。

  第四段由理收束。苏轼观点由隐而显,由暗而明。首先阐述“削藩”应该“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的道理;列举错“不于此时捐其身”,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的事实,说明晁错难逃“天下之祸”。其次连用两个反问句“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指出晁错即使没有袁盎的谗言也不会幸免于祸!语气肯定,态度明朗,气势逼人。接着假设晁错“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其获祸。文势跌宕,境界深远。

  最后一段,感叹历史,再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之原因。一意到底,题旨厚重。

  苏轼散文以新奇、善变著称。本文议论纵横,雄辩滔滔,或理论,或事实,或正面,或反面,或引申。无中生有,死中求活,变幻不羁,曲尽操纵之妙笔,令人拍案叫绝。

“水际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苏轼《游白水书付过》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

  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缒(zhuì)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际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

  暮归倒行,观山烧,火甚,俯仰度数谷。至江上月出,击汰中流,掬(jū)弄珠璧。

  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馀甘煮菜,顾影颓然,不复甚寐,书以付过。东坡翁。


【译文】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我与小儿子苏过游白水佛迹院,在温泉中沐浴,水很热,它的源头大概能把东西煮熟。

  沿着山向东走,在稍稍偏北的地方,有一道瀑布高一百丈。山上有八九个弯道,每个弯道处都是潭水。潭水深的地方,用绳子拴住石头从上往下送入五丈,还到不了底。潭水像雪花般飞溅,声音如雷鸣般轰响,令人既欢喜又畏惧。水边的悬崖上有几十处巨大的脚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佛迹。

  傍晚时我们顺来路返回,在夕阳映照下山仿佛在燃烧,十分的壮观。或弯腰或抬头看过这些山谷。到了江边,此时月亮从山后面出来,我用船桨击打着江心,用双手捧着像碧玉般的水倒映着的月亮。

  回到家已是二更时分,我与苏过再次饮酒,吃着橄榄菜。回头看自己的影子,有种萧索感,就再也睡不着了。写下这些文字交给过儿。苏东坡记。


【赏析一】

  《游白水书付过》是苏轼描述自己和小儿子苏过泡温泉和游览佛迹院的一天,表达了东坡清素的闲情逸致,以及随遇而安、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赏析二】

  作者于绍圣元年六月接到惠州安置之命,遣家还阳羡(今江苏宜兴),独与幼子苏过同行。十月到惠州。本文是与幼子过游览白水后,写给他的一篇游记小品。文中记述了温泉、瀑布、佛迹及百姓烧山的景观,文末流露出孤独颓唐的情绪。


【赏析三】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赏析四】

  本文结构上以时间为线索,写法上以叙述为主,兼有状景抒情。文章取材详略得当,选语简练隽永。

  开头两句即点题,并交代了出游的日期、地点、人物。白水山以白水而得名,所以作者着力描绘百仞悬瀑只用了“雪溅雷怒,可喜可畏”八个字,就把瀑布的形态、色彩、声势以及自己的感受都写到了。雪溅雷怒“譬喻形象生动,写出它势壮、声宏、色鲜的特点 。下山过程仅用”俯仰度数谷“一笔带过。”掬弄珠璧“的动作描摹,有景有情,月白水清之景以及作者的激赏喜悦之情俱蕴其中。”顾影颓然,不复甚寐“的情状刻画,蕴含丰富,作者的山水之乐,身世之悲交织其间。


【赏析五】

  嘉佑二午(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佑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苏轼《后赤壁赋》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俛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译文】

  这一年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出发,准备回临皋亭。有两位客人跟随着我,一起走过黄泥坂。这时霜露已经降下,叶全都脱落。我们的身影倒映在地上,抬头望见明月高悬。四下里瞧瞧,心里十分快乐;于是一面走一面吟诗,相互酬答。

  过了一会儿,我叹惜地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月色皎洁,清风吹拂,这样美好的夜晚,我们怎么度过呢?”一位客人说:“今天傍晚,我撒网捕到了鱼,大嘴巴,细鳞片,形状就像吴淞江的鲈鱼。不过,到哪里去弄到酒呢?”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保藏了很久,为了应付您突然的需要。”

  就这样,我们携带着酒和鱼,再次到赤壁的下面游览。长江的流水发出声响,陡峭的江岸高峻直耸;山峦很高,月亮显得小了,水位降低,礁石露了出来。才相隔多少日子,上次游览所见的江景山色再也认不出来了!我就撩起衣襟上岸,踏着险峻的山岩,拨开纷乱的野草;蹲在虎豹形状的怪石上,又不时拉住形如虬龙的树枝,攀上猛禽做窝的悬崖,下望水神冯夷的深宫。两位客人都不能跟着我到这个极高处。我大声地长啸,草木被震动,高山与我共鸣,深谷响起了回声,大风刮起,波浪汹涌。我也觉得忧愁悲哀,感到恐惧而静默屏息,觉得这里令人畏惧,不可久留。回到船上,把船划到江心,任凭它漂流到哪里就在那里停泊。这时快到半夜,望望四周,觉得冷清寂寞得很。正好有一只鹤,横穿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像车轮一样大小,尾部的黑羽如同黑裙子,身上的白羽如同洁白的衣衫,它戛戛地拉长声音叫着,擦过我们的船向西飞去。

  过了会儿,客人离开了,我也回家睡觉。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毛编织成的衣裳,轻快地走来,走过临皋亭的下面,向我拱手作揖说:“赤壁的游览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噢!哎呀!我知道你的底细了。昨天夜晚,边飞边叫着从我这里经过的人,不是你吗?”道士回头笑了起来,我也忽然惊醒。开门一看,却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


【赏析一】

  《后赤壁赋》,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被贬谪黄州时所作的一篇散文,是《前赤壁赋》的姐妹篇。本篇是《前赤壁赋》的继续。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前篇毫无二致,但是笔墨全不相同。全文以叙事写景为主,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具有诗情画意。


【赏析二】

  《后赤壁赋》是《前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姐妹篇,珠联璧合,浑然一体。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时间也移至孟冬;两篇文章均以“赋”这种文体写记游散文,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不相同,然而又都具诗情画意。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不同季节的山水特征,在苏轼笔下都得到了生动、逼真的反映,呈现出壮阔而自然的美。两赋字字如画,句句似诗,诗画合一,情景交融,同工异曲,各有千秋。《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


【赏析三】

  第一段写泛游之前的活动,包括交待泛游时间、行程、同行者以及为泛游所作的准备。写初冬月夜之景与踏月之乐,既隐伏着游兴,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主客对话。面对着“月白风清”的“如此良夜”,又有良朋、佳肴与美酒,再游赤壁已势在必行,不多的几行文字,又写了景,又叙了事,又抒了情,三者融为一体,至此已可转入正文,可东坡却又插进“归而谋诸妇”几句,不仅给文章增添生活气息,而且使整段“铺垫”文字更呈异采。

  第二段乃是全文重心,纯粹写景的文字只有“江流有声”四句,却写出赤壁的崖峭山高而空清月小、水溅流缓而石出有声的初冬独特夜景,从而诱发了主客弃舟登岸攀崖游山的雅兴,这里,作者不吝笔墨地写出了赤壁夜游的意境,安谧清幽、山川寒寂、“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西鹊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奇异惊险的景物更令人心胸开阔、境界高远。可是,当苏轼独自一人临绝顶时,那“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的场景又不能不使他产生凄清之情、忧惧之心,不得不返回舟中。文章写到这里,又突起神来之笔,写了一只孤鹤的“横江东来”、“戛然长鸣”后擦舟西去,于是,已经孤寂的作者更添悲悯,文章再起跌宕生姿的波澜,还为下文写梦埋下了伏笔。

  最后,在结束全文的第三段,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苏轼以“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来入梦的道士,表明作者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孤鹤—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轼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的隐逸者。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赏析四】

  前后《赤壁赋》虽都以秋江夜月为景,以客为陪衬,但后赤壁赋重在游、状景,而前赤壁赋意在借景抒怀,阐发哲理。此文第一段,作者在月明风清之夜,与客行歌相答。先有“有客无酒”、“有酒无肴”之憾,后有“携酒与鱼”而游之乐。行文在平缓舒展中有曲折起伏。第二段,从“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江岸夜景,写到“履巉岩,披蒙茸……”的山崖险情;从“曾日月之几何而江水不可复识”的感叹,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变化,极腾挪跌宕之姿。第三段,借孤鹤道士的梦幻之境,表现旷然豁达的胸怀和慕仙出世的思想。


【赏析五】

  全文表面上是写游赤壁之乐,其实是曲折地宣泄自己贬谪生活的郁闷,同时也是形象地演绎自己的人生哲学。

  文章以乐为主调,而情有跌宕抑扬,婉曲奇丽。诚如苏轼之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燕喜词序》云:“盖东坡平日耿介直谅,故其为文似其为人。”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被贬黄州期间写下这篇赋,从此文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那种随遇而安的心态、旷达开朗的胸怀。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曾巩《赠黎安二生序》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赵郡苏轼①,余之同年友也②。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③,称蜀之士④,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⑤,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⑥,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⑦,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⑧,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⑨。将行,请余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⑩,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⑾。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⑿,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⒀?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⒁。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译文】

  赵郡苏轼,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学友。他从蜀地写信寄到京城给我,赞扬蜀地的学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带着他的文章几十万字,安生带着他的文章也有几千字,屈驾前来看我。我读他们的文章,确实气势壮阔,风格雄伟,善于反复辨析,把事理说得很深透。他们的才情、笔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二人确实可以说得上是特别杰出的人才,而苏君也的确可以说是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了!

  不久以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临走的时候,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放在心里了,还需要用言辞表达出来么?” 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古文,同乡邻里都讥笑我们,认为是迂阔。现在请您写几句话,是想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看法。”我听了这话,想想自己,不禁笑了。

  世上迂阔的人,有谁比我更厉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训,却不懂得迎合当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贤之道,却不懂得随同世俗。这就是我为什么困顿到现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阔,有谁比我更厉害呢?现在你们的迂阔,只因文章不合世俗,这不过是小的迂阔罢了,还担心被同乡邻里讥笑,像我的迂阔可就大了。如果你们拿了我的话回去,将要得到更多的责怪,岂能只停留在讥笑上呢?既然这样,那么我将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呢?说我的迂阔是好的,可是它的祸害却是这样;说它不好,那么虽然可以迎合现代,但一定违背古训,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离圣贤之道了。你们还是不要急于解除同乡邻里的糊涂认识吧,这样就一定能够在古文、时文;道、世俗这方面作出选择。

  我于是写了这些话赠给二位,并且拿给苏君看,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赏析一】

  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安生和黎生一同学习古文运动所批判的骈文,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曾巩应黎生、安生之请,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


【赏析二】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却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明代的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赏析三】

  全文只三百七十余字, 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 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 安生“数千言”的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紧接着便写赠言之故, 并以“迂阔”为中心层层展开。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 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予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生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赏析四】

  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黎生和安生) 的赠序。这篇赠序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赞赏了黎生和安生的文章和其人; 第二层,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 第三,针对上述问题,阐明古与今、道与俗的矛盾,并以自己为例,激励二生要 “信乎古”和“志乎道”,不要与世俗苟同。

  此序作者态度鲜明,说理精辟,层次清晰,侃侃而谈,文笔酣畅。


【赏析五】

  《赠黎安二生序》北宋文学家曾巩所写的一篇散文作品。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去迎合世俗,放弃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苏轼《三槐堂铭并》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1),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2),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3),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4),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5)!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6)?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赏析一】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

  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赏析二】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赏析三】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赏析四】

  王氏太原世系五十六世孙王祜(亦名王佑)祖籍山东莘县,以文学见长。五代时先仕晋,后及汉、周,北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拜其为监察御史,后升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

  宋开宝二年(969年),有人密告魏州节度使符彦卿谋叛。王祜明察暗访却查无实据遂直言禀报”符彦卿无谋叛事实“,并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王祜宦居于汴梁城东时筑室于仁和门外,尝手值三槐于庭院中,言称其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其子王旦果如所料在宋真宗时为宰相。三槐堂遂成了王祜一支即三槐王氏的堂号。三槐王氏自祜公以后,簪缨相继、历世为官。子孙分任各处而散布于海内外。如今三槐王氏枝繁叶茂、子孙繁衍,三槐堂也成了王氏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王佑的曾孙王巩是苏轼的学生。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王巩家中”三槐堂“题写《三槐堂铭并叙》。


【赏析五】

  ”三槐堂“是宋代曾任过兵部侍郎的王祐的宅弟。座落于河南开封(汴京)王城的东面,王祐曾在庭院手植三槐树,说过:”吾子孙必有三公者“,”三槐堂“由此得名。

  后来王祐的儿子王旦,在宋真宗时累官至宰相,真的成了三公之一。

  苏轼的铭文是赞美王祐及其子孙的功劳和德行的。重点围绕”善恶必有报“这一论题展开,以王祐文武忠孝有功国家,不获回报,而泽及后代子孙出将入相,贤人辈出,光大王氏门庭的事实,证明善有善报之道理。

欧阳修与王安石、苏轼的关系 他为什么叫“六一居士”?欧阳修的故事

  欧阳修与王安石、苏轼两人同为北宋名臣、文学家,且在散文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同处“唐宋八大家”之列。

  欧阳修早王安石与苏轼两人入朝为官,若说三人之间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倒还算不上,但是却也出了许多趣事儿的。

  王安石初入仕途的时候,欧阳修对其很是欣赏,甚至曾经作诗以赠。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王安石收到官场前辈的诗之后,也写了首诗回赠。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欣赏归欣赏,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欧阳修对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政策并不支持,因此在政治上有所反对。不过欧阳修反对王安石变法,倒比司马光一类的要好的多,至少他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从实际出发。

  再来说欧阳修与苏轼,苏轼算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参加的那场礼部贡举,是由欧阳修担任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录取了苏轼,让苏轼步入官场。关于这一场考试,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故事。

  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与苏轼同期参加考试,考完之后,欧阳修进行阅卷。当时他看见一片文章,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整个文风及辞藻,都极为出色,算是这一批中最出色的文章。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于是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等。但后来阅卷完之后拆封,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

  王安石和苏轼,算是分属于不同阵营之人,苏轼一生官途的起伏跌宕,几乎都与王安石及其变法有关。

  欧阳修、曾巩、苏轼三人都是北宋名臣,都是值得后世敬仰之人。

  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这是他晚年的自号,之所以如此叫,这是因为他被谪滁山,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自号“醉翁”。 曾自言:“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一翁老于其间。”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有一篇极为著名的散文,名为《醉翁亭记》,是中学语文必背科目。作于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之时,当时他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后来智仙和尚在山腰盖了座亭子,欧阳修取名为“醉翁亭”,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

  据说当时欧阳修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了大篇幅描写亭子周围的山景。文章作成之后,众人皆称赞,欧阳修后来又将文章贴在城门上,供过往客人赏阅。后来有一位樵夫说开头太罗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后来才有了“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大篇的篇幅浓缩成如此经典的一句。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苏轼《凌虚台记》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译文】

  居住在南山脚下,自然饮食起居都与山接近。四面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城市当中靠近山的,没有比扶风城更近的了。在离山最近的地方要看到最高的山(即终南山),应该是必然能做到的事。但太守的住处,(开始)还不知道(附近)有山。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按事物的常理却不该这样的,这就是凌虚台修筑的原因(用以观山)。

  就在它还没有修建之前,陈太守杵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山峰)重重叠叠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陈太守)说:“这必然有不同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一个高台。(台子)修到高出屋檐才停。这之后有人到了台上的,都恍恍忽忽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活动起伏冒出来的。陈公说:这(台)叫凌虚台很合适。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下属苏轼,让我写篇文章来记叙(这件事)。

  苏轼回复陈公说:“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这里)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被霜露覆盖的地方,狐狸和毒蛇出没的所在。在那时,哪里知道(今天这里)会有凌虚台呢?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会不会)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我曾试着和陈公一起登台而望,(看到)其东面就是当年秦穆公的祈年、橐泉两座宫殿(遗址),其南面就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两座宫殿(遗址),其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也就是唐朝的九成宫(遗址)。回想它们一时的兴盛,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何止百倍于区区一座高台而已呢?然而几百年之后,想要寻找它们的样子,却连破瓦断墙都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怎样呢?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更何况人世的得失,本就来去匆匆(岂不更难持久)?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足以依凭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我将这些话告诉陈公后,下来为他写了这篇记。


【赏析一】

  扶风太守陈某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文章结尾处,不直接点出究竟什么是“足恃”的东西,这就使文章更为含蓄而耐人寻味。


【赏析二】

  《凌虚台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


【赏析三】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赏析四】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人,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赏析五】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苏轼《南乡子·寒雀满疏篱》原文翻译与赏析

【原文】

  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

  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毡醉不知。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


【译文】

  小院篱笆上落满寒雀,

  吱吱喳喳叫声一片

  争相踏上盛开花枝,

  好似在说这花“真好看”。

  一群骚客来到花前,

  喳喳的鸟儿还没发现,

  待到客人坐到花下边,

  喧哗惊飞陶醉的寒雀。

  惊飞的鸟儿踏下花瓣,

  飘飘忽忽落进酒盏。

  席间的客人饮酒又赋诗,

  坐下无飐却浑然不知。

  多少次饮酒赋诗,

  直到花谢春至,

  豆大的酸梅挂上枝头。


【赏析一】

  《南乡子·寒雀满疏篱》写于苏轼任杭州通判的第四年即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初春,是作者与时任杭州知州的杨元素相唱和的作品。词中通过咏梅、赏梅来记录词人与杨氏共事期间的一段美好生活和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此词既不句句粘住梅花上,也未尝有一笔不写梅花,可谓不即不离,妙合无垠。词中未正面描写梅花的姿态、神韵与品格,而采用了侧面烘托的办法来加以表现,显示了词人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


【赏析二】

  本词写于苏轼任杭州通判的第四年即熙宁七年(1074)初春,是作者与时任杭州知州的杨元素相唱和的作品。词中通过咏梅、赏梅来记录词人与杨氏共事期间的一段美好生活和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


【赏析三】

  上片:写寒雀喧枝,以热闹的气氛来渲染早梅所显示的姿态、风韵。岁暮风寒,百花尚无消息,只有梅花缀树,葳蕤如玉。在冰雪中熬了一冬的寒雀,值此梅花盛开之际,既知大地即将回春,自有无限喜悦之意。开头两句“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生动地描绘了寒雀对于物候变化的敏感。它们翔集在梅花周围,瞅准空档,便争相飞上枝头,好象要细细观赏花朵似的。寒梅着花,原是冷寂的,故前人咏梅,总喜欢赋予梅花一种孤独冷艳的性格,本词则不然。作者先从向往春天气息的寒雀写起,由欢蹦乱飞的寒雀引出梅花,有了鸟语花香的意味,而梅花的性格也随之显得热乎起来。顾随先生自云早年极喜杨诚斋的绝句:“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话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但读了苏轼此词以后,看法有了变化。他说:“持以与此《南乡子》开端二语相比,苦水(按顾随自号苦水)不嫌他杨诗无神,却只嫌他杨诗无品。”“‘满’字、‘看’字,颊上三毫,一何其清幽高寒,一何其湛妙圆寂耶?”“一首《南乡子》,高处、妙处,只此开端二语。”(《顾随文集·东坡词说》)顾随深赏极爱开端二语,自是不差,而从“满”、“看”两字悟出“清幽高寒”及“圆寂”之说,似有未谛。“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踏散芳英落酒卮”,进一步从寒雀、早梅逗引出赏梅之人,而逗引的妙趣也不可轻轻放过。客来花下,寒雀自当惊飞,此原无足怪,妙在雀亦多情,迷花恋枝,不忍离去,竟至客来花下,尚未觉察,直至客人坐定酌酒,方始觉之,而惊飞之际,才不慎踏散芳英,则雀之爱花、迷花、惜花已尽此三句之中,故花之美艳绝伦及客之为花所陶醉俱不待繁言而明。再说,散落之芳英,不偏不倚,恰恰落在酒杯之中,由此赏梅之人平添无穷雅兴,是则雀亦颇可人意。可见雀之于梅,在此词中实有相得益彰之妙。

  下片:写高人雅士在梅园举行的文酒之宴,借以衬托出梅花的风流高格。“痛饮又能诗”的主语是风流太守杨元素及其宾客僚佐。杨元素才调不凡,门下自无俗客。诗、酒二事,此中人原是人人来得,不过这次有梅花助兴,饮兴、诗情便不同于往常。“痛饮”即开怀畅饮。俗语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高人雅士喜以梅花为知己,“痛饮”固当,“能诗”极易误会是能够写诗。其实,“能”字与“痛”字对举成文,乃逞能之意。“能诗”又不限于其字面意义为善于写诗,这里暗用刘禹锡寄白居易诗句“苏州刺史例能诗”(时白任苏州刺史),以称美杨元素的文采风流。作者又有《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词云:“钱塘风景古今奇,太守例能诗”,也是此意。“坐客无毡醉不知”,又用杜甫赠郑虔诗“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语。“醉不知”的主语是宴会的主人杨元素。坐客无毡则寒,如今饮兴正酣,故不复知。此句意不在写坐客之寒,而是写主人之醉。主人既醉,则宾客之醉亦可见。观主客的高情逸致,梅花的高格也不难想知了。“花谢酒阑春到也”,非指一次宴集时间如许之长,而是指自梅花开后,此等聚会,殆无虚日。歇拍二韵,“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重新归结到梅,但寒柯玉蕤,已为满枝青梅所取代。咏梅花而兼及梅子,又不直说梅子而说“一点微酸”,诉之味觉形象,更为清新可人。下片从高人雅士为之留连忘返、逸兴遄飞,托写出梅的姿态、神韵。


【赏析四】

  此词既不句句粘住在梅花上,也未尝有一笔不写梅花,可谓不即不离,妙合无垠。词中未正面描写梅花的姿态、神韵与品格,而采用了侧面烘托的办法来加以表现,显示了词人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


【赏析五】

  《南乡子》为词牌名又名《好离乡》、《蕉叶怨》,唐教坊曲,原为单调,有二十七字、二十八字、三十字各体,平仄换韵。单调始自后蜀欧阳炯。南唐冯延巳始增为双调。冯词平韵五十六字,十句,上下片各四句用韵。另有五十八字体。双调五十六字,前后阕各四平韵,一韵到底。代表作有《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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